□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洁 徐伟伦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行业按下“暂停键”，对法院执行工作来说，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胜诉当事人权益，二者应如何兼顾？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多个信息化工作平台的有效运转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财产查封更加便捷，当事人还可以通过手机“刷”到最新的案件进展，并与法官线上沟通。

　　能够对疫情快速“出招”，还要归功于朝阳法院推行的“一点两翼三化”执行长效工作机制。“2018年底，朝阳法院执行局在总结‘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基础上，巩固深化创新举措，总结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一点两翼三化’工作机制。”时任朝阳法院执行局局长陈晓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该机制以团队运行为基点，以“执行和解+速执”与类案分流为两翼，以“集约化、信息化、社会化”为支撑，深入推进了执行工作的规范、高效发展。

　　在这套机制助力下，2019年，朝阳法院执结案件总量超6万件，同比增长48.4%，居全国法院执行系统首位。

　　团队化运转带来管理高效

　　全国法院系统内设机构改革后，朝阳法院即取消了原执行一二三庭的机构设置，代之以12个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执行团队”。其中，10个办案团队集中主要员额法官，负责办理各类执行实施及裁决案件；另设两个辅助团队组成执行指挥中心，集约开展财产查控、事项委托、评估拍卖等事务性工作。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增强执行效能。”陈晓东说，调整后执行指挥中心实现了实体化运行，有力推动了团队内部管理的规范高效。

　　执行实施第一团队曾是此项改革的“试验田”。时任团队长于洋告诉记者，从副庭长变身团队长，更多担负起了“管人”的职责，可这并没有让他遭遇什么难题。一是因为，团队成立之初就在内部精细分工，划分了执行强制、执行终本、执行保障3个小组，并按工作难易程度划分4个级别，各司其职。其次，“移动执行工作平台”的应用让团队管理如虎添翼。

　　记者了解到，于洋提到的这一手机端工作平台，由执行法官自主研发，功能设计完全贴合执行工作实际，所有在办案件信息均纳入平台，执行进展实时留痕，团队任务分配都在平台上完成。

　　“你干没干、干得怎么样，甚至别人干得怎么样，平台上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领导反复督促。”于洋说，现在执行法官们已经习惯于每天上班先掏出手机、登录平台，查询自己承办案件的待办事项，“工作变得有点像‘闯关游戏’，每天对照待办事项一样一样干，完成一项消减一项，既清晰又高效。”

　　疫情防控期间，这套平台的优势更加凸显。依托“移动执行工作平台”，朝阳法院快速推出“朝阳法院防疫期间执行案件移动工作平台”，当事人可借此了解自己案件的进展，还可以在线给法官留言，找法官不再是难事。

　　“执行和解+速执”与类案分流“两翼”齐飞

　　团队化改革之后，一个全新的机构出现在朝阳法院执行局——“执行和解工作室”，律师、专业调解组织工作人员以调解员身份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来。陈晓东说，将民事审判中的“多元调解+速裁”模式移植到执行领域，根据执行工作特点搭建“执行和解+速执”机制，这在北京法院系统还是全新尝试。

　　今年年初，一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进入执行，被执行人应付申请人工资13万余元，但明确表示无力偿还。执行和解与速执团队当即委托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调解员先行开展执行和解。律师反复与双方当事人电话、微信沟通，耐心向被申请人释明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终于取得进展。不久后，案件承办法官杜玉勇收到了被执行人的短信，“钱已全额支付给申请人”。

　　杜玉勇说，“执行和解+速执”机制的基础是案件繁简分流，“我们通过分析研究案件类型和办案规律，确定了物业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等几类案件可试行执行和解，由法官初步筛查，适合调解的分配给调解员，明显不具备调解可能的立即转入执行实施团队办理。”

　　执行和解与速执团队现有杜玉勇一名员额法官，另有4名书记员和6名司法辅助人员，但成立至今已成功化解执行案件7768件，占到朝阳法院执行局全部结案量的13%。能够成功化解这么大量案件，离不开强大的“加盟队员”，杜玉勇介绍说，“加盟队员”中包括了百余名律师调解员和多位专业调解机构工作人员。

　　在推进“执行和解+速执”过程中，朝阳法院执行局仍在不断细化类案分流机制，将汽车金融、P2P等数量多、共性强的大宗案件集中由一个团队办理，统一案件办理标准，实现快执速办。2019年该团队办结大宗案件1万余件，超过执行实施类案件结案量的1/4。

　　陈晓东说，“执行和解+速执”与类案分流两翼齐飞，为实现部分案件快速执行摸索了一条新路。

　　“三化”支撑助力提质增效

　　不久前，朝阳法院执行局收到外地某法院一项协助续封京牌小客车的委托。“车辆查封周五就要到期，可我们接到委托时已经是周四。”执行指挥中心案件辅助团队团队长白云龙毫不慌乱，利用与北京市车管所搭建的机动车专线查封系统，当天就顺利完成了委托事项。此前，办理机动车查封经常需要两到三周，而现在只需要两三天。疫情防控期间，借助该系统，朝阳法院承担起全市法院京牌机动车的查封业务，办理在线查封3350车次，其中接受其他法院委托2809车次。

　　白云龙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还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合作建立了执行案件不动产线上查控工作机制，朝阳区范围内执行实施案件的不动产查控实现了100%线上办理。这项机制建立一年来，累计办理不动产查控业务4689件。

　　为案件高效执行提供有力支撑，是执行指挥中心案件辅助团队的核心职能，实现途径便是被称之为“三化”的集约化、信息化、社会化的工作模式。

　　在执行实施第二团队团队长李金雷看来，执行实施团队的工作效能与辅助团队的高效运转紧密相关，“如房屋拍卖工作程序繁琐，法官现在只需在系统内提交需求，辅助团队就会完成后续程序性工作，让法官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解决疑难复杂问题中。”

　　不久前，一起涉及700余名集资参与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进入案款发还阶段。即使没有疫情影响，这么多人的发还也需要至少一个月，可此次发还仅用了一周时间。承办法官刘金玲告诉记者，这得益于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打造的“案款管家”服务，通过为每名集资参与人开通“案款电子专户”，案款直接发还到该账户，集资参与人持身份证到任意营业网点即可支取。在“案款管家”辅助下，2019年朝阳法院共发放执行案款23502笔，总金额达63.42亿元。

　　“朝阳法院案件体量始终居于全国基层法院前列，要破解执行难必须依靠改革创新思维不断优化革新工作方式。”朝阳法院副院长毛力说，通过夯实执行指挥中心功能，打造“执行事务集约办理系统”，将执行分案、制作文书、通知送达、财产查控、评估拍卖、案款收发等工作全部实行批量操作，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办案效率，还有效统一了办案标准，规范了执行流程。

　　记者了解到，在“切实解决执行难”过程中，朝阳法院执行局还通过社会化合作广泛借力，引入了31名长安公证处工作人员组建“外援”司法辅助团队；与京东、淘宝等电商合作搭建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引入有资质的拍卖公司点对点服务法院资产拍卖，同时还签发了北京法院系统首个“公证调查令”，在全市率先建立起执行阶段委托公证机关调查工作机制。

　　朝阳法院院长龚浩鸣说，作为深层次的司法创新，“一点两翼三化”长效执行机制的优势正在显现，该院将继续立足司法实践，不断完善该项机制各环节为“切实解决执行难”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