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  北京青年报 图

北京青年报5月28日消息，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援助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的议案在网上受到关注。

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贾樟柯，就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疫情之下电影导演的转变，以及电影流媒体放映等话题进行了对话。

疫情之下，一些电影转向流媒体播放。对此贾樟柯表示，疫情的特殊情况下，电影转向流媒体直接放映，是可以理解的，但电影艺术最适合的放映地是在电影院，正常情况下仍旧应该以电影院为第一出口，流媒体只是一个补充。

呼吁关注疫情之下电影从业人员流失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对电影行业造成了哪些影响？给您造成什么担忧吗？

贾樟柯：疫情对电影行业造成了全产业链的影响。电影是从上游投资到终端放映的全产业链，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很大的危机和打击。比如上游的投资，经济下行，进入电影的资本就减弱。

再例如，我国庞大的电影体量是依靠电影院撑起来的，电影院是电影的终端出口，没有放映场所，电影产生不了效能。而这些终端场所主要建立在租金昂贵的商业地段，比如大型商圈等，它们房租压力大，长达5个月没有进账，对电影院来说压力非常大。

这些影响是整个电影圈都有共识的，国家电影局和各地电影局都出台了政策予以扶持。

电影行业大部分从业人员是自由职业者，靠拍戏拿片酬生活。不是所有人都是收入塔尖的人，那些平时收入很高的导演和艺人都有积蓄，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但一般的技术人员，例如，灯光工人、收音师、美术部门工作人员等，都是普通收入。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压力就很大，出现了改行等情况。

事实上这些工作都有专业性，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干的，但是从业者流失了，这对中国电影基础来说是个打击。这个危机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等疫情过后，经济恢复上行，电影拍摄需求增加的时候会发现没人了。

所以我认为，目前对电影从业人员的帮助是有欠缺的。但我也可以理解，资助个人不像资助企业和法人那样简单，怎么认定这个人的工作，是用申请的方式还是其他渠道来获取资助，这些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但我呼吁，还是要关注他们，不要缺了这一块儿。

电影艺术最适合的放映地是在电影院

记者：疫情期间有些电影选择了放弃大银幕，改为流媒体放映，您考虑过流媒体的放映吗？

贾樟柯：疫情是特殊的，大家禁足在家无法去电影院看电影，同时也有了在家看视频的需求。一些影片直接去往流媒体，我认为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理解。电影界各个产业链之间应该互相理解，比如电影院可能不理解，认为已经出了宣传资源，怎么能又去流媒体上播映。我认为先共渡难关吧。因为上游投资公司如果垮了，电影生产不出来，电影院也没有电影放了，大家都是一体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还是要坚持严格的窗口期制度。电影是放大的艺术，也是聚众的艺术，电影院是电影最主流、最正常、最主要的放映渠道，流媒体是对电影院的补充，不能取代电影院。总的来说，电影院是电影的第一出口，正常情况下，电影放映应该首先是在电影院，有了窗口期之后，再接触流媒体等终端。

记者：如果不考虑疫情，单说流媒体放映电影，您会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趋势吗？

贾樟柯：流媒体放映电影并不是新的现象，已经出现十多年了。

但对于电影来说，电影艺术最适合的放映地是在电影院，流媒体只是一个补充。

我认为这也在于导演的选择，如果导演选择放弃大银幕，直接在流媒体放映，也没有问题。对于导演来说，你认为作品最佳的观赏场景是家庭或者办公室还是在电影院，要看导演自己重视的是什么。

记者：电影院放映和流媒体放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贾樟柯：首先，电影院放映是聚众观看，电影聚众本身带给人们对于影片内容同样的情绪反应，一起唏嘘、一起叹气、一起笑等，让人和人之间形成情感共识。我们是需要这种共识的，电影的魅力也在这里。

另一方面，电影艺术让人喜欢的地方，除了它是物质现实的复原以外，还有它对现实的放大。比如特写镜头，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张脸，在银幕中可能是一张宽50米、高30米的脸，人类的表情在特写中被放大。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珍视的传统电影的美感，不应该放弃。再有就是，我也考虑到，要保护传统行业。电影院毕竟是电影的传统出口，有数以万计的从业人员，我们也不能弃旧图新，把整个行业淘汰掉。

疫情让导演对人、事的理解发生变化

记者：您在疫情期间发表的一篇短文《步履不停》中提道：“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两种：经历过战争的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种经历的差异，代表着对人性和社会的不同理解视野。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在您看来，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导演和没有经历过的导演，区别是什么？

贾樟柯：最大的区别是对人、事的理解和认识。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极端的处境，看到人的极端脆弱。

以前这种极端的情况是战争。比如二战一结束，意大利马上兴起了新现实主义，是战争极端的处境和经历使得导演对人性的理解发生变化。正是因为见过极端的情况，经历过大的灾难，对人在极端情况下呈现出来的人性有见识、有视野，所以产生了伟大的艺术。

新冠疫情也是这样。我们遇到一种罕见的席卷全球的病毒，大家驻足在家，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全部被打破，不能社交、国境线封闭、航班断航、人与人被隔离开等。而且，我们的对手是无形的病毒。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脆弱被呈现出来，带着这样的经验去理解人和社会的时候，我相信视野是不一样的。

记者：日前，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组织了以“空间”为主题、以新冠疫情为背景、聚焦隔离生活的短片拍摄计划。该计划邀请来自全球的多位导演同题创作，每部片长3分钟左右，全部在室内空间完成。为此，4月份，您拍摄并发布了短片《来访》，您之前接受采访说，这是用了一天的时间，用手机拍摄出来的。拍摄这个以疫情为背景的短片，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贾樟柯：我是很想拍这个短片的。希腊电影节的这个策划，是旨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电影的方式作出反应、发表感受。

我很喜欢这个创意，这代表和证明电影这个媒介也可以快速和现实生活互动。一般来说，电影是工业生产，需要长时间的组织才能创作，很难同步和社会发生互动。而且，电影创作的一般规律是先进行长时间的沉淀，去回忆和酝酿。但我认为，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时、快速的反应也非常重要。

在疫情中有这个策划，我认为是对电影快速反映现实的传统的回归。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提醒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是可以发声的。

疫情期间新电影发行、拍摄均搁置

记者：疫情对您自己的工作造成了什么具体影响？

贾樟柯：直接具体的影响，一个是对我最新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本来安排4月份在全国发行，现在也取消了，还在看之后什么时候一切恢复正常再提上议事日程。

另外，我原本还安排了新影片的拍摄。我们原计划在春夏交接的时候拍，现在季节是到了，可以拍摄了，但是因为之前没办法做前期筹备，现在也无法实施。今年是没办法了，季节错过去了就等来年。

但我同时完成了一些过去觉得不是太着急、太要紧的工作，比如录制了电影知识普及节目，节目已经上线了，这是一个收获。而且，我也写了新的剧本。

记者：这次参加全国两会，您针对老年人无法自如使用智能手机网络购物、线上缴费，以及开展网络社交活动等现实困难，提交了一份如何让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安度晚年的议案。在媒体披露后，您这个议案受到很大关注。这几天您收到什么反馈吗？

贾樟柯：目前反馈主要是我自己在的山西代表团。议案需要代表联署，大家都表示非常支持，说是感同身受，有共鸣。

其实包括我自己，虽然相对年轻些，但对数字生活也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我疫情期间上网课，进直播室，弄半天上不去，我也是在学习。周围人也有这个共鸣。

记者：除了这个议案，您这次参加两会还带了什么建议吗？

贾樟柯：我这次是带了一个议案、一个建议。建议是和我自己的行业比较近，希望政府鼓励民间主办文化节展活动。现在我们的文化节展活动大部分是政府包办，我建议增加一些对民间举办活动的倾斜政策，让民间文化节展活动市场化。

（原题为《电影最适合的放映地在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