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水华（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开拓创新在经济建设中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领导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党和人民，经济上开展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开拓性、自立性、灵活性”的第一等工作，使根据地到处呈现活跃跃的创造。闽浙赣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称号。方志敏的开拓创新精神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经济上创新创造的“范”和“式”，对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一、苏区国民经济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工作计划之下动员起来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要求，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30年代，方志敏就领导闽浙赣革命根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将军事的动员和地方群众在经济上的要求相结合，立柱架梁，计划部署，拓展了农耕时代，由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秩序的红色经济发展新局面，它区别于原始文明、工业文明。

首先，在苏区建立构建公有制，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土地革命中，领导根据地人民实施“耕者有其田”和“谁种谁收”土地政策，形成了土地和财富归农民和工农苏维埃政府所有的苏区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同时，以政府的力量直接开办兵工厂、被服厂、纸厂、锅炉厂、纺织厂，建立由政府和群众筹集资金投资入股的生产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䔣耙合作社、贮粮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贫民银行（后改为苏维埃银行）等各类具有集体性质的股份所有制合作社，基本形成了以苏维埃政府所有、合作社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结构格局，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雏形。并利用公有制经济建立与发展，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初步彰显。

其次，强化苏维埃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创新经济管理以牵引经济发展。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各种经济部门，加强计划调节。土地部，实施土地政策，统一土地分配；财政部，统一财政收支，管理资财征集，金融流通，劳动部、内务部主导贮社和银行招股等。由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使用政府的公权，以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干预经济，规避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生产无政府状况的制度性弊病，加强苏维埃政府对经济组织与经济运行的有效监督与规范管理，发挥党和政府在苏区经济计划调节作用，使人、财、物各经济要素，产、供、销各经济环节合理流动，控制了苏区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事业。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市场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党统一组织管理，集中力量办了大事的优越性。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一文中回忆闽浙赣“苏维埃模范省的荣誉”时，指出“苏维埃政府是最得到群众的拥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它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斗争，作各种建设事业”。在经济斗争与经济建设，创新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经济领域各项事业获得全面进步。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到锻造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与时俱进，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实事求是，敢闯敢干，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简单照搬照抄，推进制度的现代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方向性、制度的独创性和体系的全面性，掌握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历史主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彰显党领导下的制度现代化的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提升了国家软实力。

二、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将灵活的经济策略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赣东北富有鲜明特色，区别于其他苏区的经济政策，就是在土地革命中执行不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与富农的方针。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将广大农民从地主、豪绅阶级的地租、高利货盘剥下解放出来，方志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经济，解决贫苦农民生存问题。同时，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等经济斗争时，将政策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与财产，对兼有封建地主或高利贷的富农多余土地也要没收，完全消灭封建土地的奴役关系；另一方面，在土地分配中，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和劳动力标准，混合平均分配。方志敏领导根据地的创新之举就在于土地分配实践中对地主与富家的政策：只要地主本人愿意耕种，也与贫农、雇农、中农一样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富农只要将超过标准的那部分土地拿出来，各留好田坏田一部分就行。这样分配方法照顾到地主、富农生活出路，使他们有安身立命之本，不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致地主、富农于死地。正因如此，革命后，地主与富农一般没必要外逃，在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反革命“围剿”时，也很少有地主还乡团出现。

历史证明，方志敏创造性地实行给地主、富农生活出路的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削弱了敌人力量，团结了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有利于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同时，通过经济的办法，使地主、富农在劳动中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发挥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这一政策虽然被“左”倾错误斥为富农路线，却体现了方志敏将革命性与创造性的统一精神，成为将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阶级斗争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典范，本质上是符合党团结大多数统一战线路线的。“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思想上教育、政治上瓦解、生活上给出路的新鲜经验”。

三、创新体制机制保障赤色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征和强劲动力力，如何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最具典型，被群众称之为“神仙想出来的办法”的创新举措——建立对外贸易处，实行赤色贸易，发展商品经济。

战争环境下，如何打破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被动局面？如何在落后的农村发展经济，满足军队给养，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生产困难？当时“无现成模式所仿效，无外来支援所仰赖”，唯有“艰苦奋斗，自强自立”。方志敏遵循价值规律，突破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允许自由贸易，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对外贸易处，以体制机制保障赤色贸易，推动苏区经济的发展。

一是方志敏解放思想，采取积极主开放态度，发展商品经济，打破封锁开创新局。为了打破苏区与白区资源空间格局差异，破除资源流通障碍，依托苏区粮食等农副产品特色优势，将经济战线拉到外线。1929年，根据地实行“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商经商”的政策，恢复赤白区边界群众赶集贸易和一些中小商人开门复业，推动苏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白区与苏区商品调剂余缺，双向互济，各要素自由向苏区流动和聚集，从而解决当时根据地最迫切的医药、食盐等工业品的奇缺，使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攻算自破。同时，由于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规定主要是以根据地谷物换白区货物，农民的谷价等土特产较原来更高一些，农民获利更多，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提高，苏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更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培育了苏区产品参与市场对白区产品的竞争新优势，增强对白区商人的吸引力，“活跃跃的创造”成为整个苏区走向“日新月异”的繁荣发展推动力。

二是方志敏敢为人先，以体制机制保障赤色贸易发展，牵引经济发展。随着赤白区边界苏区的农副产品与白区日用工业品的交换日益频繁，为持续推动苏白区市场有效畅通和规模拓展，1931年8月，苏维埃政府设立对外贸易处，专职苏区与白区的商业贸易监督管理，专门派出采办人员到白区采购，灵活地开展统战工作，广交景德镇、铅山、福建、浙江商贸朋友，方志敏曾亲自与河口镇朱大昌商号老板、商会会长朱光明等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工商政策，打消商人顾虑，发行贸易证，鼓励在白区经营好的大商人组织白区商人常来苏区开辟市场做生意，与他们订立合同，做好计划，统一负责物资购销，以货换货，等价交换，组织苏区粮、油、棉、木、竹、茶、纸等货源的出口和食盐、布匹、煤油、白糖、西药、军用物资的进口，实施“卖出去”和“买进来”。为了解除白区商人顾虑，对前来苏区经商的白区商人施以优惠政策，到对外贸易处购买苏区土特产，并且享有优先选购权，发行专门的兑换券，保护白区商人利益。为此，还设立收购站，建立贸易集结点，开辟苏区、白区的赤色贸易线，当时比较好的赤色贸易线路主要有德兴到开化，玉山到常山，婺源到屯溪等。后在信河、乐河航道上建立船舶检查局，开展水上贸易。毛泽东赞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

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的创新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彰显了党和政府利用苏白区不同资源，拓展苏白区两个市场的能力，实现了进可攻，退可守，对稳固根据地军心、民心起了极大的作用，甚至还利用赤白贸易开展白区秘密工作，为扩红扩苏做准备。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以“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双循环市场中创新性配置、内循环高效聚集，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四、创新财源渠道，建立独立的红色区域财政金融

方志敏是“红色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开拓者”，他说“能做好财政工作就能保证战斗胜利”，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回忆：“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为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办法去解决”。闽浙赣根据地红色经济的典型就是方志敏锐意进取，经济上大胆的探索，开创了财政金融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创新税收渠道，广开财源。方志敏抓住1930年红军与苏区大胜利的机遇，推进根据地波浪式向前发展，善于创新，开拓财源渠道。“过去财政的来源是靠红军去打，没收反动派财产及捕捉土劣筹款。现在转到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及整顿税收来发掘财源”，即苏区商人必须缴纳累进所得税、对外贸易处征收白区商人的出口税，在流经苏区白区的乐河、信河上建立了船舶检查局对过往船只的货物征收过境税、农民依照收成等征收累进税或免税。苏区税源由根据地建设初期单一的打土豪战争缴获转变为商业贸易税、出口税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土地税等税收征收，征收方式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采用主要发展经济的经济手段来多渠道充裕财政。1933年，仅船舶检查局以货物进出口产生利润每月可收上万元。方志敏以创新促发展，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反映了方志敏超人的农村治理的智慧。毛泽东充分肯定方志敏在赣东北财政工作的创新创造，他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

二是发行红票（纸币）、红色股票与兑换券等，开创金融事业。发行红票的是红色经济中的重要创新之举，关系到红色经济持续发展和根据地稳定。为了实行战争经济动员，1930年10月，方志敏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最早银行之一——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行通过民间招股筹集资金实行股份制，这是人民自己的银行，根据地金融事业就此发端。1931年5月，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银行发行纸币——红票，开展收储资金、发放贷款、实行低利借货，打击和消灭高利货盘削，发行红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济上，统一苏区流通货币，发挥红票在商品经济交换发挥货币职能，有助于苏区经济有序运行，实行财政金融独立性；政治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经济的独立性；军事上，便于军队战需品筹集与资源供应：社会层面，统一货币，方便群众生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了苏区人民与白区商人利益。1933年9月，改建后省苏维埃银行，为了扩大银行资金，稳定红票币值，巩固苏维埃政权，发行了全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支红色股票，红色股票不仅拓展了苏维埃银行资金来源，有利于资金融通，苏区广大股民通过股票还可以享有股票的分红，获红利股息分红，增加收入。除此之外，为了方便白区商人交易，苏维埃银行还专门印制了与红票币值相等，功能相似的50元、100元兑换券，白区商人可根据需要，用兑换券任意购买苏区的货物，结算如有剩余，可到苏区银行兑换银圆带回白区，从而使白区商人的利益得到保护。方志敏对苏区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探索，积累的丰富经验，许多做法受到中华苏维埃执委会主义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来在中央苏区推广，也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降低金融风险，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去美元化，有重要的启示。

 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经济上突破与建树，不仅在当时“与国民党区域中的经济总崩溃，毫无一点办法的状况，比较起来，真可使他们汗颜！”在以中国式现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传承与弘扬方志敏创新精神，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破解新的难题，化解新的风险提供了借鉴。

【基金项目】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项目“方志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编号21SKJD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