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是突如其来的。6月11日，北京市报告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打破连续56天无新增病例纪录。6月16日晚，北京市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重新调至二级，当晚，陈俊菲和同学被通知“不准来学校”，她感觉自己突然就毕业了。
因为疫情，这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在4月27日才回到学校备考。此前，陈俊菲已居家学习两个多月。错过了成人礼和百日誓师的她本以为能和同学开开心心拍一次毕业照，再各自奔赴考场。北京疫情反复让她的希望再次泡了汤。
像陈俊菲一样的高三学生，只能在疫情的阴影下迎接2020年高考。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高考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组织高考，对于考生和考务人员都有不小的困难和挑战，高三年级延迟开学对考生复习备考有一定影响。
而对于陈俊菲来说，她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再次回家隔离后，如何能继续保持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应对这次大考。陈俊菲的妈妈牛海昆在一家私企担任中层管理者，为了做好后勤保障，牛海昆跟单位协商好居家办公，以照顾女儿日常起居。女儿中考时，她就全程在家陪同，但这一次，她的忧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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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的通知来得突然。家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吴浥瑄记得，6月16日晚上，结束晚自习的她回到家，先从微博上看到“北京市中小年级从明日起一律停止到校上课”的消息，朋友圈很快议论纷纷。次日深夜1点，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发出消息，“明天回学校收拾东西。”
“学业的影响倒还好。”吴浥瑄说，北京本就执行高考前14天居家学习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一轮停课带来的影响，远比今年年初的那次要小。
延庆的体考生陈霄对今年年初停课时的焦灼状态记忆犹新。无法回到学校集训，也意味着没有教练指导，“训练动作大多不标准，效果大打折扣。”找不到有塑胶跑道和草坪的操场，陈霄只得在自家门前的空地运动。训练弹跳时，脚后跟总疼得厉害。
学习文化课也面临问题。陈霄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第一天开课时，班里30多名学生涌入直播教室，结果软件只能容纳20人；后来学校紧急修复了故障，可在很长时间内，老师和学生都不太熟悉操作。为了向学生展示课本上的习题，一位没有直播设备的老师只能用铁丝把手机吊在凳子上，组成一个简单的“吊臂”。
“当然了，很容易走神。”陈霄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想听的时候会跑出去玩，打游戏，踢球——反正对面也发现不了。”黄淼(化名)是陈俊菲同班同学。她喜欢画画，业余时间常常给别人画漫画挣零花钱。上课时，她的思绪也会飘到九霄云外，有时想中午吃什么，有时在地理课上思考数学题，有时还会想漫画设计稿。
网课效率低是困扰很多学生的问题。“老师不提问，大家都走神；提问，又经常很久都得不到回应。”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吴浥瑄说，年纪较大的老师不熟悉网络，只会把课件屏幕共享，然后照本宣科地讲解，“板书啥的都没了，很抽象，很难懂。”
而陈俊菲觉得，以前在课堂上老师看她卷子写得差，会直接把她叫到办公室辅导。但线上交作业只能通过问卷星发送给课代表，很多同学不交作业，名单发到家长群，最终不了了之。体育锻炼也流于形式，学校安排每天录制5分钟锻炼视频，班里打卡的只有几个人。
因为物理阻隔，交流成了难题，“就像电子跟电荷，电子离电荷越远，控制力越弱。”为了督促自己学习，陈俊菲报名了一对一学习课程，把晚上空余时间排满，强迫自己“把脑子动起来”。但她对在家两个多月的学习成果仍不满意，认为没有完成老师“最后几个月往死里学”的目标，许多学习漏洞也没有填补。
在家里复制出高考前的紧张氛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牛海昆说，女儿总戴着耳机在屋里上网课，她不知道女儿在听歌还是学习，心里很没谱。但她怕给女儿压力，不敢打扰女儿上课，也从不检查作业，只是提醒她不要熬夜。
在这方面，学校也在尽最大努力。陈霄说，那时班里会要求学生晚自习时都开启视频。不大的屏幕上密密麻麻地挤着很多张脸，看到别人在低头写字，他还是会有些紧张。
陈霄强调，这种紧张感还是和在学校截然不同。4月底，北京高三学生返校，陈霄重新看到了教学楼、老师和同学，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那时老师焦虑的神情都挂在脸上了。”陈霄说，很多细微的表情变化，真是面对面时才能体会。他那时才真的感到：高考真的要来了，必须抓紧时间。
陈俊菲也从倦怠感中被一下子拉了回来。她的数学成绩不理想，数学老师每天晚上找她练题，这让陈俊菲觉得学习效率比在家高了很多。
每一个事关高考的消息都牵扯着大家的神经。学生们听到传言，今年高考题会比往年简单，心中暗喜。但老师随即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说“不会因为疫情调整下调试卷难度，劝学生趁早打消念头”。这让陈俊菲觉得高考真实而残忍，疫情虽然改变了高考复习形式和时长，但残酷的竞争仍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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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着备考的点点滴滴。回校的一个多月，陈俊菲每周六回家一次，不能乘坐公交和地铁，需要妈妈亲自接送。为了降低感染风险，8人的学生宿舍只睡了4个人。四十几人的班被分成了A、B两个班，学生们相隔1米而坐。口罩成了日常必需品，一旦有人想摘掉透气，会被老师及时提醒。老师上课也要戴口罩，有时候会喘不上气，要歇会儿再讲。
随着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逐渐调至三级，陈俊菲记得，学校的氛围慢慢轻松，5月中旬，原本拆分成的两个班又被合成一个班，口罩也不催着戴了。牛海昆以为女儿能这样顺利迎接高考，没想到再次因疫情提前回家。
尽管停课只比原计划提前了几天，吴浥瑄还是有一股“戛然而止”的感觉。她一直在期待着学校组织拍毕业照、统筹签名册，可现在，这些都还杳无音信。
学校安排他们于6月17日上午回校收拾物品。2小时内，在各科课代表忙着分发大堆试卷的间隙，班里的朋友们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匆忙着互相交换签名册，简单地写几句祝福语。离校前，所有任课老师站到讲台上，和他们说送别的话。30多岁的英语老师是班主任，说了没几句话就开始哭，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前排同学递上纸巾的间隙，班主任低声说，“昨晚布置的作业，还打算今早抽查你们呢。”班级里很快有了更多啜泣声。吴浥瑄觉得，那一刻，老师的语气里有着离别时的不舍与伤感，也有一丝对考试的担忧。
即使是颇为年长的老师，上台时也带一丝哽咽。“孩子们，我想告诉你们，不要把高考看得太重。成长后你们会发现，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步。”有老师这样说。
相较之下，陈霄自觉幸运。6月14日，北京的体考生们完成了专业统考。当天晚上，陈霄和其余20多位体考生和教练聚了餐，“该说的话都说了。”饭毕回家，教练在训练群里留下一句“解散”，然后默默退出了群聊。
“我的高三，就这么结束了？”陈霄说，那一瞬间，自己还是“充满了遗憾”。毕竟，最后这半年，誓师大会、成人礼、毕业照……很多很多充满仪式感的东西都没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他的学校本会在高考前为高三学生举办成人礼，大家身着礼服走上红毯。陈霄围观了两年，深感那是无比美好的场景。今年，他们的成人礼改在线上举行，以班为单位。学校为了节省时间，将其安排在线上誓师大会之后，一切从简。
和陈霄一样，陈俊菲还没反应过来，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就毕业了”。没有毕业典礼，她和同学在教室和草场简单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张张稚嫩的脸，他们穿着绿色校服对着自拍杆比V，以此纪念3年高中生活，蓝色一次性口罩还挂在下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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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霄感慨，今年很多事情都很不完美。但令他意外的是，他的专业统考成绩比预想中好了很多。他原本担心年初那段不规范的训练会影响成绩，结果恰恰相反，“考试推迟了一些，训练时间充足，成绩变好了。”
吴浥瑄在高三上学期结束时曾下定决心，“下学期要拼命地学，来一场彻底蜕变。”现在，她回顾过往几个月，感觉那份雄心壮志似乎被频繁的变动一点点切碎，然后消磨掉了。“有点沮丧。”她说，神奇的是，漫长网课之后的“一模”考试，她的排名上升了很多；而返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参加“二模”考试的成绩却又下滑了。
吴浥瑄说，她觉得这是因为年初在家，复习效果难与在校时相比。但她自制力强，网课又给了她自由支配时间、查漏补缺的机会，反倒助推了名次的上升。
想清楚这些后，吴浥瑄面对第二次停课便不再焦虑，反倒制订了学习计划，觉得“或许是自己的机会”。“而且经过将近2个月的返校学习，水平也又强了些，不像春节时那么没底了。”
陈霄也有着同样的感受。“至少网课软件都熟悉了。”这位男生说，“最后半个月了，不是本来就靠自觉吗？”
回想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吴浥瑄会感慨，确实很“折腾”。但她也自觉收获了一些东西，比如专注和自制。她的家长在网课时不会强行收走她的手机，女孩会自行将它丢到床上，或者锁在屋外。即使在休闲时间，她也会提前给手机设置使用时长限制；晚自习时，几位好朋友会相约连麦，互相督促着完成作业。“要自觉去学习。大学生活可能就是这样？”
陈霄则期待着高考赶紧来临，“祈祷疫情赶快平稳。”他说，“不想再被折磨。”
在吴浥瑄的班上，年长的数学老师留下了这样的临别寄语：“我带了这么多年高三，你们是最难的一届。”
陈俊菲感觉到了老师的着急，回学校后，政治老师抽查学生背书，发现有人背得磕磕绊绊，不停催促大家，“往常那几届到现在滚瓜烂熟，你们得赶紧抓紧时间！”
黄淼的父母觉得她成绩不理想，当着她的面同班主任商量复读的事。但班主任夸她最近学习态度好，高考一定能考好，她很开心。听着“那种追求梦想的歌”，想起父母让复读的话，她开始哭。她理想的学校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陈俊菲理想的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两人从不说丧气话，总是互相鼓励。
2020年北京市高考时间确定为7月7日至10日，比往年高考时间延迟一个月。随着考试日期一天天临近，陈俊菲仍有些不自信。她觉得高考时间若再推迟一个月，自己的分数能进一步提高。牛海昆劝女儿，“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再给你一个月，你还是在这个档。”
陈俊菲所在的高中有不少外地学生，不方便回家，根据规定在校隔离。京籍学生也可选择留校，黄淼觉得学校学习效率高，决定留下。
牛海昆觉得学校都是集体生活，不如在家隔离更安全，她想了想，将女儿接回了家。陈俊菲的爸爸一直在外出差，照顾她的任务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3月中旬，妈妈的公司复工，姥姥开始接力照顾。
为了照顾女儿，牛海昆与公司商量暂时居家办公，疫情期间，公司业绩下滑，每人的业务量加大，她要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要使出120分的力，来均衡你的家庭和工作。”但在这位母亲看来，“牺牲一下是应该的。”
6月20日，北京举行第二次英语听力考试，陈俊菲感受到实地考试的紧张。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考试前要对电脑、鼠标消毒，每人中间隔着防偷窥的隔档板，现场雅雀无声。为了集中注意力，陈俊菲捏着鼻梁骨，生怕漏听。从上初中起，老师们就常对他们说，比别人考高一分，就能超过一操场的人，“一分1000多人。”陈俊菲感觉到妈妈也在为自己的考试紧张不已。
为保证女儿隔离期间安全，牛海昆也开始自动居家隔离。女儿回家后，她几乎不出门，买日常用品常常网购，或者在小区超市买。学校无法安排校车接送学生考试，需要家长自己接送。距离女儿高考还有两周，牛海昆已开始考虑高考当天女儿出行的问题，是否限行，为女儿准备什么吃的，她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闪失，要陪同女儿平稳度过高考大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