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是为数不多的预言家。他在2014年就预言，下一次经济崩溃将由全球性流行病引起，届时世界秩序将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风险。2016年，他又成功预言了英国将会选择脱欧，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在大多数人拥抱技术和信息高度整合的时代，他很早就告诫人们，全球化的到来也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戈尔丁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也许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履历。作为经济学家，戈尔丁参与过欧洲一体化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作为纳尔逊·曼德拉的顾问，见证了南非的经济崛起。2003年到2006年，戈尔丁又担任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在金融危机之后，戈尔丁选择回到牛津大学，出任马丁学院创始院长，继续深入研究全球化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在伊恩·戈尔丁看来，这场全球性流行病将会是很多人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灾难。令他担忧的是，国际团结一直在缺席。在全球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面前，没有一堵高墙足以应付未来的挑战。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
疫情之下，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全球化进程又将会向何方发展？为此，我们专访了伊恩·戈尔丁。
全球性流行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杀手”
新京报：全球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系统性风险，这是你在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在各种类型的风险中，你为什么把全球性流行病视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头号大敌？
戈尔丁：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一词流传起来，对于很多人而言，它意味着不同人群的全球性聚集，同时也承载着每个人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宏大愿景。现在，这个术语已经失宠了，但全球化变革的巨大动力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全球化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这种联系同样会造成风险。比如，我们发现华尔街房地产泡沫的破碎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网络病毒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跨越大洲的边界侵入到世界各地用户的系统中。同样地，由高铁、飞机场构成的现代公共交通网络，在方便我们出行的同时也会加剧全球性流行病的暴发。
相比起人类社会面对的其他风险，全球性的流行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手。大流行病的风险一直在上升，影响的因素非常多，比如人口总量的上升、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大，人与动物的亲密度更近，森林植被被不断砍伐、猎杀野生动物，以及卫生条件的恶劣，等等。除此之外，流行病为什么如此肆虐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没有对它足够地重视。
新京报：你曾经指出，大流行病的暴发往往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你能向我们解释一下流行病与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吗？
戈尔丁：我在2014年出版的《蝴蝶负效应》（The Butterfly Defect）做出过预言，大流行病将会是下一次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一直在向后看，他们只对过去的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感兴趣。他们不关注可能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的来源，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大流行病的风险如此之高的原因。在今天，一个地区流行病的暴发，意味着它会很快成为影响全球的大流行病，这种趋势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影响金融中心的正常运作，造成金融系统的大面积瘫痪。而在全球化时代，金融中心的不良运作会形成蝴蝶效应，影响全球市场以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新京报：你把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称为“新文艺复兴”。在《发现的时代》中，你详细描述了鼠疫的流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造成的巨大打击，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这次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14世纪的欧洲与我们当下的时代有哪些相似之处？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鼠疫，对我们思考应对当下疫情有什么启示意义？
戈尔丁：在我看来，文艺复兴就是全球化的1.0版本。在14世纪，船只环绕着世界，以此创建了全球贸易体系。文艺复兴时期还出现了信息革命，古腾堡印刷术让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廉价的成本获取知识。那个时代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做出了重大突破，这种创造力的涌现和爆发同样是21世纪最根本的时代特征。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灾难和流行病最终终结了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比方说，作为贸易中心的威尼斯被致命的疾病所吞没。往来美洲的船只由于携带了流行病的病毒，引发了大量美洲原住民的死亡。这又是一个全球化社会如何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案例。
文艺复兴时代遭遇的另一个困境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局势的对立和紧张，最终引发了宗教革命。文艺复兴时代落幕之后，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止步不前。我之所以把现在同文艺复兴做比较，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快速全球化的另一个阶段中，我们也在经历一场信息革命。在全球化2.0的时代，我们需要谨记和提防伴随着机遇而来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过去，我们也许就不会重蹈覆辙。遗憾的是，新冠肺炎的暴发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改变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重心
新京报：我们一直把目光聚焦在欧洲、北美这样相对的发达地区，非洲、亚洲等地区中相对贫困的国家在这次疫情中却少为人关注。根据你的判断，这次疫情对全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戈尔丁：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场全球性流行病可能会成为很多人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灾难。数百万人将陷入极端贫困，数百万人将死于饥饿，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议程也无法实现。在非洲，医疗急救的情况将比中国糟糕得多。因为中国拥有良好的医疗体系，而且有能力采取隔离措施。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社区隔离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很多地方，七八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或失业保险，他们必须要上班，否则他们将挨饿。许多非洲国家的移民汇款水平很高，这是移民在他国打工后寄回家的钱。疫情暴发之后，汇款额也在下降。出口在下降，旅游业收入在下降，但是支出却在增加，债务在急剧增加。
这场灾难需要国际间的团结。它要求世界帮助非洲，不仅是非洲，也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其他贫困地区，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团结一直在缺席。这使得这场灾难特别令人担忧，因为我看不到迫切需要的团结。因此，我非常担心非洲和世界其他贫困地区的处境。这场灾难对这些地区发展的负面影响，也许比我人生中经历的任何灾难更为严重。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至今为止欧洲各国在疫情防控上的举措和效果？
戈尔丁：有一个事实会让我们感到惊讶，那就是即使在欧洲内部，27个国家在疫情防控情况上的差异也非常大。一些按照欧洲标准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希腊，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得非常好，就像越南在亚洲地区的表现一样出色。目前为止，希腊因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不到300人。
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尤其是英国，我认为英国是欧洲应对疫情最糟糕的国家。英国具备足够好的科学条件，但实际做起来却很失败。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场流行病的国家。仅仅在意大利疫情暴发一个月，中国疫情暴发两个月以后，英国的确诊人数就达到了高峰。将来历史会告诉我们，英国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
欧洲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尽早地开展了隔离措施。锁定、追踪和隔离被感染人群非常有必要，实际效果也非常好。德国做得不错，另一些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有欠缺。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与挪威应对疫情的方式也截然不同，确诊病人和死亡率也有很大的差异。这让人很难过，因为这说明面对这次疫情，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欧洲不是应对疫情最差的地区，最糟糕的是美国。尽管那里的医疗水平非常高，但实际情况却是灾难。就死亡人数而言，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做得又如何？因此，比较各国经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希望我们可以将此疫情作为参考，以便所有国家下次都能做得更好。
新京报：不少人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化的停滞甚至倒退。你对全球化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吗？
戈尔丁：是的，我仍然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此改变。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比如数字全球化正在加速。而其他方面，例如全球旅行、金融全球化，也将在疫情之后得到恢复。
改变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重心。在经济层面上，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正在转移到东亚，这个地区有30亿的人口，未来全球化的大部分份额都将在这里发生。我还相信，供应链已经在2019年达到了顶峰。这与全球性流行病没有很大的关系。供应链达到顶峰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化的普及。以前供应链分散疫情只是加速了潜在的趋势。原因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是由机器而不是人来完成的。疫情只是加速了这种潜在的趋势。
我认为，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全球化。全球化的其他方面如何应对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新冠肺炎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来自于任何地方。除非我们合作，否则未来将面临更多的全球性流行病，以及其他的威胁，比如气候变化。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这是必需的。我们都会受苦，没有一堵高墙足以应付未来的风险和面临的挑战。但是我要坚持的是，技术是核心力量，资本来自于人们的思想，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合作的意愿，是我们合作所需要的能力。
名片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理学硕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博士。1996-2001年，担任南非发展银行行长、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顾问。2006-2016年，担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巴黎项目总监等职务。出版有《发现的时代》、《蝴蝶负效应》等书。
在全球化时代，金融中心的不良运作会形成蝴蝶效应，影响全球市场以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需要谨记和提防伴随着机遇而来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过去，我们也许就不会重蹈覆辙。
技术是核心力量，资本来自于人们的思想，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合作的意愿，是我们合作所需要的能力。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