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兽医药自古便在我国畜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华夏大地千万年来保障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法宝。

“中兽医药与中医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了我国传统中医药科学技术体系。”日前，在香山科学会议第766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冯忠武提出，中兽医药应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为保障百姓餐桌安全作出贡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与时俱进创新中兽医药研究，提升中兽医药在我国动物生产中的应用，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物绿色生产体系。

加快构建创新体系

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94号公告，提出“自2020年1月1日起，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有关要求。这意味着我国从2020年起，全面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在动物食品源头遏制抗生素滥用。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到2025年末，50%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实施养殖减抗行动，建立完善兽药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做到规范科学用药。

面对饲料端“禁抗”和养殖端“减抗”的迫切要求，畜牧业该如何应对？对此，中兽医药能够给出多种“减抗”“替抗”的解决方案。

中兽医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并将其转变为家畜的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强介绍，早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我国就已有“马医”“牛医”。在家畜疾病方面，我国也有“牛疡”“马肘溃”“马折膝”等相关历史记载。

资源广泛、防疫保健、低残留、低毒副作用、低耐药等是中兽医药的显著优势。在冯忠武看来，中兽医药的理念就是治未病，能让动物少得病、不得病。只有在养殖端少用药，才能保证动物产品端零残留。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戴小枫认为，以饲用中草药替代抗生素的动物绿色生产体系亟待建立。药食同源的可饲用天然植物，正是合适的“替抗”产品。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兽医学的传播，中兽医药科学的发展逐渐受限。杨志强总结，问题的核心就是“传承不足，创新不够”。

一方面，社会普遍对中兽医药科学理论的认知较浅，越来越多的人只关注中兽医药的物理效果，“弃医存药”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中兽医药学创新乏力，比如对重大科学问题缺乏系统性研究，相关科学技术的创新体系尚未完善等。

为促进中兽医药创新发展，杨志强认为，应广泛应用现代中药基因工程技术、中药发酵工程技术、中药细胞工程技术等先进技术，提升中兽医药产品的科技含量。此外，还要加快生产工艺创新，提高现代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中兽医药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加强生物技术赋能

会上，多位与会专家还探讨了生物技术在中兽医药中的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讲席教授程京建议，在传承中兽医药实践医学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强生物技术赋能，建立符合中兽医药规律和特点的实验医学系统评价体系，解析中兽医药科学内涵，推动数据驱动的中兽医药产品研发和精准应用。

比如，在解析中兽药科学内涵方面，程京介绍，依托微流控芯片等现代生物技术，可建立大型中药分子功效数据库，促进中兽药理论和经验传承，用现代科学理论说清楚、讲明白中兽药的疗效机制，提升中兽药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

“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技术手段，能够助力中兽医药的新药发现和发展。”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杨剑认为，合成生物学技术能极大降低对自然界天然药物资源的依赖，后续通过与其他技术结合，也能拓展中兽医药的应用范围。

杨剑提出，合成生物学技术可基于基因编辑改造工程菌底盘细胞，定向创制高含药物活性成分的药材新材料，或组装相关基因优化生物大分子代谢通路，以提高药物疗效。

针对不同种属动物在饲养过程中都存在的炎症疾病，杨剑认为，可运用多学科技术定制体外多种源靶基因编辑的类器官，平行开发中兽药；针对老年化的动物疾病，建立分子—细胞—类器官多维度多模态动物模型，能减少试验周期和成本。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许剑琴也提出，新型中兽药创制需坚持应用中兽医学理论和经典辨证方法，加强重大疫病标准化病证模型研究，提高证候辨析、诊断和用药的精准性及科学性。研究人员应结合系统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构建精准动物疾病模型，为新药创制提供科学依据。

许剑琴还建议，基于常见病、流行病的调研，要优先选用经方二次开发应用于临床，推动经方现代化改良。如结合现代中药生产工艺优化剂型与质量标准，将中兽药制剂现代化改良为口服液、注射剂、配方颗粒等多样化剂型，增强疗效、安全性和稳定性，满足绿色养殖需求。

“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将新技术和传统中兽医药结合起来，使中兽医药更好地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延续和传承下去。”冯忠武说。